税和费对相对人来说都是一种金钱给付义务。
如果能继续坚持《行政诉讼法》对复议前置设定的约束，复议前置的设定主体能继续保持依法自律，对复议前置行政行为的设定能跳出主管部门框架，按行政行为类型+属性设定复议前置并允许由法律排除或由法院作限制性解释，则不必担心法律、行政法规滥设复议前置，复议前置不会无限制扩张。但1999年的《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仍然设定了价格行政处罚争议的复议前置，并持续至今。
但《行政复议法》的行政行为类型+属性并非服务于行政诉讼之目的，并不是对法律、行政法规设定复议前置的行政争议类型化标准或限制，并且缺乏排除性规定。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10]参见叶必丰:《二十世纪中国行政法学的回顾与定位》，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4期。复议前置关系到诉权的实现。日本采用了与德国相同的思路，《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第8条规定了复议前置：根据法令规定可以对处分提出审查请求，并不直接妨碍对该处分提起撤销之诉。
当然，行政法规对复议前置的设定并非毫无瑕疵。经比对，除了9件行政法规外，[25]都可以认定为授权立法，具有授权法依据。而后者主要是监督宪法的实施。
根据学者的梳理，从实践来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认定的违宪现象分为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具体行为违宪、规范性文件违宪、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的违宪三类。规范控制型监督不仅要和政治控制型监督区分开来，实际上还要和具有政治属性的规范创制活动——立法区分开。从宪法监督体制的变迁中大概可以勾勒出三种不同的子类型，这是诠释宪法监督权的重要线索：第一，基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宪法地位的宪法监督。规范的创制乃是由意志行动（action of will）所驱使，意志行动构成了规范的内容。
[56] 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属于政治审查。因此，第62条第2项的宪法监督权可被定位为政治控制型监督，在这个意义上也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监督具有重合性。
一般认为存在着政治性的宪法实施与法律性的宪法实施。[40]总之，如果说政治控制型监督的核心在于基于政治地位优势对政治意志的影响，立法活动的核心在于基于民主程序形成具有实质内容的政治意志，那么规范控制型监督的核心则是有权机关对于上位规范的解释与适用。[25]某种意义上，这导致了宪法实施与宪法监督概念上的交叠。[11]与此相关的，《草案》也删除了常委会的法律监督权这一表述，理由是在当时讨论的宪法草案修改稿中，常委会已经有了改变或撤销国务院和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同国家法律相抵触的决议、条例和命令的权力，因此不必重复性地规定其拥有监督法律实施的权力。
[55]笔者认为地方人大可以在政治控制型监督的意义上发挥宪法监督的功能，但其规范撤销权属于不适当决定的撤销权，属于地方立法体制的一环。一方面，1978年《宪法》概括规定了全国人大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的权限。宪法既可以作为商谈中的理由而存在，也可成为一种增强政治权威的话语乃至修辞，但其最多在阐释（construction）的意义上，而非作为规范解释（interpretation）而发挥作用。第62条第12项规定的针对不适当的决定的改变/撤销制度与其说属于宪法监督，毋宁说是立法与决定体制的一部分。
对于制度的梳理只能在描述意义上呈现历史演变与制度特征，可若想厘清每种类型的机理，分析两机关宪法监督权的构造，就必须诉诸某种理论上的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基于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常设机关的宪法地位，也对于其他国家机关享有政治地位上的优势。
（二）1978年《宪法》与宪法监督体制的恢复从1957年开始，宪法实施受到政治运动扩大化的冲击，宪法监督体制几乎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22]但他也指出，广义的监督包含了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决算的审查、决定、批准，也包括了审议工作报告、人事任免等。
1982年《宪法》为了确保全国人大的宪法地位，规定了大会对常委会不适当决定的撤销权。[12]不过，《草案》不仅赋予了常委会撤销同国家法律相抵触的规范的权限，还赋予了撤销同宪法相抵触的规范的权限。规范控制型监督的基础在于宪法的规范效力，而不在于监督机关的政治地位，有权机关开展监督活动并非政治权威的较量。其问题的根源即在于默认了两机关宪法监督权的同质性。纯粹法理论认为，国家与法秩序具有同一性，国家权力的行使即是规范的创制与执行。[2] 参见胡锦光：《论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中不同主体的职能定位》，载《法学家》2020年第5期。
（2）将解释宪法规定在监督宪法的实施这一条文中，改变了此前将宪法解释、法律解释、法令制定一体规定的立法例。但这并不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能进行政治控制型宪法监督。
[46]换言之，上级权力机关如果想要变更或者撤销下级制定的法律与决定，根本不需要论证其与宪法相抵触，只要认为其不适当即可为之。[8] 关于理想类型或是理念型，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相反，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的职权被一体规定，并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李忠夏：《合宪性审查制度的中国道路与功能展开》，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6期。
（4）统一了常委会撤销其他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的标准，明确为与上位规范相抵触，而且明确包含与宪法相抵触的情形。但倘如前者所言，将会出现全国人大宪法监督的实效性难题：如果全国人大不享有宪法解释权，那么其宪法监督权如何发生实效？又倘如后者所言，则会出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权的冗余性难题：既然宪法监督当然地预设了宪法解释权，那么单独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不就成了一种规定的冗余？虽然学界对宪法监督的制度原理、审查模式、程序机制的探讨已较为丰富，[6]但对于实效性难题与冗余性难题间的实践困境，仍然缺乏体系性的、具有说服力的回答。1954年《宪法》制定时，无论是宪法监督权还是立法权都集中配置于全国人大，制宪者在两机关权限分配中赋予全国人大极高的比重。[54] 参见朱学磊：《论法律规范合宪性审查的体系化》，载《当代法学》2020年第6期。
[3]或认为文本虽未明确，但基于全国人大的宪法地位[4]或其宪法监督权[5]，可当然地推导出其享有宪法解释权。彭真在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在全民讨论中，有意见提出应当充分保证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为此宪法在第六十二条关于全国人大的职权又加上了第十一项，即‘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学者们或基于文本规定，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独占地享有宪法解释权。[37] See Jan Sieckmann, Legislation as Implementation of Constitutional Law A Foundation for the Demand of Legislative Rationality, in Luc J. Wintgens A. Daniel Oliver-Lalana eds., The Rationality and Justification of Legislation: Essays in Legisprudence, Spinger,2013, p.107-125.[38] 见前注[31]，哈贝马斯书，第316页。
李忠：《宪法监督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2.撤销与宪法相抵触的规范属于规范控制型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第67条第7项与第8项享有对国务院与省级人大的规范撤销权，且撤销标准为与宪法等上位规范相抵触。
而这种同质化的理解方式会造成实践困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宪法之下的国家机关，同样负有基于《宪法》序言最后一段与《宪法》第5条规定的遵守宪法的义务，同样应当接受基于宪法的规范控制型监督。如前述，1982年《宪法》的制定者意识到全国人大在宪法监督方面的局限，时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就曾指出：恐怕很难设想再搞一个比全国人大常委会权力更大、威望更高的组织来管这件事。[43]这种类型的监督显然不同于合宪性审查意义的宪法监督，而是通过作用于政治意志的方式展开的。
宪法修改起草时，宪法修改委员会及其秘书处就宪法监督体制曾经考虑过四种方案，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以人大为中心的监督体制。合理利用这些差异，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有利于推进宪法监督的体系化。
基于此，全国人大可以监督其他国家机关实施宪法的情况。[15]另一方面，1978年《宪法》开创性地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宪法解释权，这与1954年《宪法》制定时的观点相较有鲜明的变化。
1954年《宪法》制定时，对宪法制定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观点认为（宪法）是根本法，不应当有关于内容方面的解释，[16]因此对于两机关都没有规定宪法解释权。[55] 参见谭清值：《合宪性审查的地方制度构图》，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2期。
